■林国清林荫予

　　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，除闽南人外，最多的就是福州人。据1972年对考古发掘台南“左镇人”的考察，属于古代闽地“百越人”的移民，距今约两万年到三万年。但大规模的移民，始于明朝末年的崇祯年间。其时，有福建“海盗”郑芝龙摈弃荷兰人，招兵买马，在台湾建立郑氏统治政权，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，威胁明朝政府。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朝廷派福建巡抚熊文灿对郑芝龙招抚。于是郑芝龙在“苟得一爵相加，当为朝廷效死力，东南半壁可高枕矣”的思想指导下，率部归附，任“五虎游击将军”，离开台湾，坐镇福州和厦门，负责福建沿海的治安。但他对台湾十分熟悉，而且仍然怀着深深的感情。

　　之后的连续几年，福建大旱，禾苗无收，人民难赖以为生。郑芝龙出于浓重的乡情，组织两万多人的闽南和福州灾民，用海船运到台湾去垦荒定居，以避灾年。福建巡抚熊文灿也十分支持福建灾民移民到台湾去，给予许多优惠，如每人给3两银子，每3人供一头牛等。

　　第二批移民到台湾去的福州人是在清顺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。是年六月，清政府颁发《禁海令》，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，不允许用大陆的产品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；违禁者不论官民，俱行正法，货物充公；违令者之财产奖给告发之人；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各官失察或不追缉，从重治罪；保甲不告发的，即行处死；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，处处严防，不许片帆入海；如有从海上登岸者，失职的防守官员以军法从事，督抚议罪。福州马尾闽安镇以下人民原多以出海捕鱼为生，被断了生路，只得投靠郑成功。第二年九月八日，清军李率泰进攻罗星塔和闽安镇。郑成功部将陈斌筑城坚守，至十日，终寡不敌众而失败。陈斌被杀，其余被诈称：“按册内花名领赏，五人一队，从东辕门入，由西辕门出，即收其器械，枭首有千余人。”未被害者不敢再留福州，即随郑成功撤退到厦门，收复台湾后，郑成功实行“屯田政策”，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量垦荒，其中多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彰化、云林、新竹一带，促进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。

　　随着《禁海令》，清政府又颁布更为严厉的《迁界令》：福建、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北六省沿海及各岛屿的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，居民官兵全部迁移到界线以内，在沿海一带形成一个无人区；沿海滨向内若干里界线又各地官兵划出，并严令军民人等不得私出境外，违者处斩。同时在“界线”处开挖两丈余深、两丈余宽的壕沟；临沟筑四尺余厚、八尺余高的城墙；每五里设一个炮台、两个烟墩，并屯兵驻守。“迁界”以3日为限；3日之外，强行驱赶。清初有署名“海外散人”的《榕城纪闻》写：“朝廷命令一下，大火烧了两个月，惨不可言。”面对着惨酷的铁血政策，新到台湾去的福州移民，没有了原来在福州的家园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也就安心地在台湾繁衍生息了。

　　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八月，施琅率福建水师攻入鹿耳门，收复台湾。康熙大为高兴，十月，下令开放海禁，并谕令大学士：以前因海寇未平，故令迁界，今海外平定，台湾澎湖已设立官兵驻守，沿海各省所定之海禁令，应尽行停止。台湾设“府”，归福建布政司。于是福州与台湾之间的商旅政要往来频繁。据《台湾姓氏探源》载，福州“镜江宋氏”便是这个时候到台北的。“镜江”，即福州闽侯县南屿镇江口村，全村清一色的“宋氏”，以织布为业。所织的布称“土布”，以后又称“爱国布”。“宋氏”三五成群到台湾去推销“土布”，都住在台北的“赋梅堂”祠堂里。现在有“宋氏”乡亲四百多户、两千多人。

　　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台湾建省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日本侵占台湾，到民国34年（1945年）台湾才光复。台湾光复后，第四批的福州人因商因政或其他的原因，大量涌向台湾，直到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，也还有大量的福州人滞留或是随着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。据统计，就以“镜江宋氏”来说，1946年到台湾的有一百多人，1947、1948两年，每年去台湾的都多达三百多人。成为现代还保留最浓厚福州感情的福州籍台湾同胞。